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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秦氏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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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氏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 所属分类:文化论坛
  • 关 键 词:秦氏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 浏览次数:682次
  • 发布日期:20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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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介绍
  • 从陇东一隅的附国小邦到统一中国的封建帝国,秦人在创造一个国家崛起传奇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中处于基础地位的文化色彩,沧海桑田,如今只剩下一些残垣古墓让人们借助考古学手段研究复原当时的社会。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的不断进步,通过新遗存的发掘与对旧遗存的再研究,新的信息不断推动着人们对秦文化研究的进步。本文将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古学角度对秦氏文化做以时间的纵向为主线、加以空间的纵向方面的研究,并重点对秦文化的起源作说明。

    在这之前,首先对秦文化的定义与分期做一说明,一般来说,考古学上的文化应反映人类***遗存的类别或不同群体的区分与联系,以及它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1]滕铭予指出,嬴秦一族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在其生息、***所***范围里,创造、使用、******今并已被科学的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遗存,那些与嬴秦族有着紧密关系,[2]王学理认为,秦文化是指存在于一定时间、分布于一定空间、由秦族秦人及相关人群创造并使用并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3]无论是哪种定义,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对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化,即分布在一定时间,集中在与一定地域,具有共同特征的某一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对秦文化,具体说来在时间上起于商代晚期***西汉武帝时期,空间上由早期的渭水上游、陇山以西一带逐渐扩展***全国,并具有诸如好修建巨陵大墓,帝陵位置多为两河夹一山,葬式多为屈肢葬等种族特点。正如界定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首要标准是文化特征,对秦氏文化的分期也是建立在典型文化的基础上,而这又具体体现在墓葬方面,上世纪80年代,韩伟把陕甘地区的秦中小型墓葬分为七期,对各期的特点做了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了秦文化墓葬发展序列和编年,[4]徐卫民则将秦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5],不过通过对秦墓的观察研究,笔者觉得将秦文化分为九期,即西周早晚、春秋早中晚、战国早中晚和秦朝***西汉武帝时期较为合适,而这九个时期又可以化成四个阶段,下面笔者将分阶段对秦文化做一叙述。

    秦文化的起源与形成

    ***阶段包括西周早晚两期,主要分布在天水一带,这一阶段已可以从考古遗存中确认秦文化的存在,可视为起源与形成阶段。

    在谈此阶段秦文化之前,先简单谈一谈秦人的起源问题,史学界对此主要有三两种见解,一是熊铁基等人提出的西来说,二是马非局等人的东来说,三是“嬴源自东方而西迁兴盛发展为秦的‘两元说’,[6]其中又以后者的依据较为合理充分,除了依据史书推断外,学者们也从实物角度进行二次验证,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早期的竹简,记载了一段文字为:成王伐商奄(即奄国,定都山东曲阜,西周初年反叛,后被灭国。),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现代已无该字,为虎字头下面几字改为壬,指今甘肃甘谷县西南一带。)……是秦先人。李学勤前辈据此推测秦人起源于山东一带,[7]而嬴城遗址所发现的黑色陶器残片具有龙山文化的显着特征,与“伯益始食于嬴,”与嬴式的时代完全相同,[8]莱芜嬴秦文化研究院院长柳明瑞先生据此提出秦人源于莱芜地区的见解。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分封了14支。秦只是其中的一支,史党社根据名氏学的研究,提出在西周时期可以成为典型秦人的实际上是比较单纯的两支:成与非子,都是大骆之后,成被灭后,所谓的秦人就是单指非子之后了,[9]不过,西周中期以来随着秦领域的扩张,“秦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大约在完全吞并了关中后,“秦人”的概念才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即以非子之族为主,戎人,周人等相混合的复杂群体。

    秦人的起源与演变问题的解决在史书上获得突破的可能性已不大了,也许只能依据考古学手段,相信随着新遗址的发现与先进方法的引入,这***不会遥远。

    目前公布的报告中属于西周时期的仅有甘谷毛家坪遗址,该遗址分布于渭河南岸的***阶地上,从地层学与类型学角度分析,主要包含三种遗存: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a组遗存和以夹砂红褐陶为代表的b组遗存,通过分析可确定a组遗存属于西周秦氏文化。[10]

    a组遗存共发掘灰坑35个,口部形状圆形、长方形与不规则形,房基2座,即f1与f2,均距地表1.85米,f2保存较好,为厚约50厘米的白灰居住面,下面的又有5厘米经过火烧的草拌泥,22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主要是鬲盆豆罐等陶器,且为制作粗糙,形体较小的明器,多置于头端,单棺者置于棺外,m5有棺有椁,随葬品置于椁内的头箱里,除陶器外,尚有用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装饰的石器、骨器、玉器与少量的铁器,葬式除m7为乱葬墓外,其余皆为屈肢葬,按照倦屈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式,一式胫骨,腓骨与肢骨相叠压,倦屈特甚,入葬时墓主人应该是被***住的,二式胫骨,腓骨与肢骨夹角大于60度,倦屈较轻。这种葬式无疑是与秦人传统的风俗意识有关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甘谷遗址未能在陇东找到与其文化相关的遗址以研究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关中偏西部地区的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等商代遗存的发现,***了可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进行比较的可能,通过如图的对比可以发现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址与两者的相似性,由此产生一个问题,毛家坪一期文化不是与其相邻的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等遗址相似,而是与隔宝鸡地区的壹家堡,郑家坡相似,这很难用文化的自然传播与扩展来解释,很可能是一支原来居住在郑家坡一带的居民,或许就是秦人,由于某种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快速向陇东地区迁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甘谷毛家坪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应与郑家坡类型同源,或可称源于先周文化,或是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11]

    除表现出与西周文化极大的相似性外,两者墓葬习俗方面的差异也十分引人瞩目,例如,关中地区的墓葬受商文化影响在墓底都有腰坑兵殉牲畜,而毛家坪遗址中仅有一座墓有腰坑,且未殉牲畜,***于葬式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毛家坪出现的屈肢葬是受到了西北古文化,即戎族文化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葬式是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的核心体现,除了***方面的强制性,不会轻易在外界文化的影响下改变,而且还是集体性的。戴春阳认为秦屈肢葬是为了模仿胎儿形象以便***投胎,西首葬象征着日落归西,生命如太阳般周而复始,[12]笔者很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这也有可能与秦人祖先时期的图腾文化有关,很多史料中都记载秦人自认为诞生于一种鸟类,估计与这一观念有关。

    因此这其实是秦人一种固有的传统,否则不会贯穿于整个秦文化,且

    最初的秦戎关系是外来文化与土着文化的关系,[13]秦文化的分布区域不仅被认为是与戎族遗存的一些青铜文化相邻,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两类文化杂处融汇的现象,如礼县西汉水南岸,秦文化内涵中诸如双耳分裆铲足鬲,大喇叭口罐以及器面粗糙而不规则的绳纹装饰,很明显是吸收了戎族文化的成分,同样在戎族地域中,也有许多被认为是秦文化的内容,如寺洼陶器总得连裆鬲,浅腹素面小鼎,辛店文化彩陶装饰中的连续回纹,云雷纹菱格纹等。

    赵化成前辈在分析甘谷秦文化内涵时精辟的总结到,一方面,屈肢葬与西首葬等葬俗与甘青古文化有关,另一方面,陶器的组合又与西周文化有关。[14]

    秦文化的确立

    ***价段包括春秋早中期两期,其分布范围已从天水一带扩大到长陇和宝鸡地区,分布地点多集中于黄土高原的南缘和渭水北岸一带,西安地区也有少量发现。[15]

    秦人出关,据张天恩前辈研究主要有两条途经,一条是先经渭北平原后循泾河河谷西上,再经六盘山的泾水道,一条是沿千河河谷向西,后翻越陇山的千水道。[16]随着秦的东进,此阶段秦文化受到更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文化结构更为复杂,文化面貌岁仍与西周文化相似,但已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的特点。

    进入新世纪后,有关单位2004年启动了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2004年发现“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西山坪—石沟坪”等三个相对***又相互联系的大遗址群,也可以说这是早期秦文化的***中心。2005年发掘里礼县鸳亭山汉代***祭天遗址,出土50余件圭,壁等祭祀用玉以及长乐未央瓦当等,[17]2006年,又发掘了大堡子山秦墓,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零星分布的文化层堆积等。[18]目前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已经确认,秦***陵园——西垂陵园在礼县,秦西犬丘在礼县,甘肃礼县是秦族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19] 虽然该遗址***,许多墓葬结构被***,随葬器物流落海外,但这次仍得了不小的收获,特别是乐器坑的发现,共出土10件石磐,3件钟镈,3件铜虎,8件甬钟,镈和甬钟各附带1件青铜挂钩,保存完好,21号建筑基址共发现墓葬2座,灰坑6个,灰沟3道,盗扰坑27个,经综合考虑,其建筑年代为春秋早期骗晚或春秋中期偏早,使用***战国时期被废弃。[20]

    纵观各地的遗址,此期秦文化仍然使用自西周后期流行的无盖鼎,带圈足的簋和方壶,而同时期的其他诸国已开始使用带盖鼎,敦和圆壶,这当然不会是因为秦文保守所致,估计是与秦想借此获得东方诸国的认可而采取的刻意性***,在继续受到周文化影响的同时,根据推测,从西周后期开始随着王室的衰弱,王室与西北邻邦的关系逐渐恶化,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秦,史载中大骆方国的灭亡与秦仲的被杀便是反映,因此,从此阶段开始,秦于北方诸国的交流应该是军事战争上的,各地出土遗物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长陇地区的凤翔八旗屯BM27,灵台景家庄M1和宝鸡西高泉村M1等春秋早中期墓葬中均出土有一种直刃叱首式的短剑,这种以直刃为特征的短剑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的北方山地和草原地区,与其相似者多分布在北京延庆,河北怀来,宣化一带,[21]故可以看做秦地域中的北方古国文化因素,而在宝鸡地区的谭家村M23和M24等春秋早期的墓葬中,随葬了敞口圆腹圜底的陶釜,[22]其上部形态与同时期秦墓中出土的无共同之处,滕铭予经研究后确定这与古代巴蜀文化有关,可视为秦地域中的巴蜀文化因素。[23]

    综上所述,秦文化在此阶段在保持核心文化馆的同时,不断吸取周边文化的因素,壮大自身的发展。这种亦收亦放,开放的文化态度,可以说从根本上奠定了之后秦统一六国的实力。

    秦文化稳定发展阶段

    此阶段包括春秋晚期***战国中期,随着国土的扩张,秦文化已经进入到关中平原的大部分,除大荔,长陇,宝鸡地区外,在西安和铜川地区也发现了秦文化遗存,伴随而来的便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增多,但秦文化的核心并未改变,可以看做秦文化稳定发展并走向***的时期。

    此阶段,秦的国力日益增强,除了前一阶段所受到的周,北方,巴蜀文化的影响外,滕铭予还根据甘谷毛家坪M26:1,长安客省庄M202:14出土的带格,柱茎等特点,凤翔高庄M10出土的铜戈等分析这一阶段也受到吴楚文化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这还值得研究,这种零星的出土,更应该是一种地区之间的贸易,而不是一种文化影响的结果。

    在凤翔邓家崖墓地发掘的7座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均为制作粗糙的明器,有豆平,盘,甗等,同同时期的秦墓随葬品没有任何区别,而这7座墓的葬式却均为直肢葬,这应该是某一地区被秦人占领后,当地的居民别迁移***此所形成的,在秦文化的起源与确立阶段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民族的葬式与这个民族的核心观念有关,是不会轻易受外界影响改变,因此这些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了秦文化的外皮,传统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这可以作为此阶段侵占领区域的文化概括。

    而在陇县店子,属于此阶段的112座墓葬中,除3座葬式不明,2座直肢葬外,其余皆是是屈肢葬,[24]随葬品中相比于上一阶段为看到新文化的加入,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春秋晚期后,该地的墓葬由春秋中期的15座增加***53座,而且在可鉴定性别的墓葬中,男女的比例为6:1,显然这已经是一种畸形状态,也由此推测,该地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是一座经常发生战乱的军事重镇,这些墓主人多是秦国士兵。而到了战国早期,墓葬的数量趋于减少,且男女比例相当,说明该地已失去了军事作战的作用。从这也可以看出秦原有地域的文化缩影。

    而在雍城发现的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由于在中庭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为我们研究秦人的宗教观念***了资料。该遗址共发现181个坑,分别埋葬牛,羊,车,人等,未见火烧等痕迹,估计是一段时间后由于在另外的地点建设了新的宫寝,而将宗庙转移,[25]根据祭祀坑的开口层位高低不一,许多坑之间还存在打破关系,这些坑应有与早晚之分,早的是一号建筑落成时的牺牲,晚的则是建筑废弃后举行的祭祀遗址。滕铭予根据对羊坑,牛坑,人坑等的分析得出四点推测,1,每一次祭祀***以一种牺牲为主;2除了用牛或羊作为牺牲外,还可能使用血祭或肉祭;3当时还有单独的区域使用车坑进行祭祀;4打破宗庙主体建筑的人坑,其埋入的时间,性质与目的当与牛坑羊坑有别。[26]

    自春秋早期秦墓葬中新出现了一类随葬防铜陶礼器的墓葬,根据对天水地区,长陇地区与宝鸡地区墓葬的统计可以发现,这类墓所随葬的防铜陶礼器成组且与属于王室墓葬的青铜礼器类别相同,且还随葬有一套日用陶器,随葬的仿铜陶礼器也缺乏规范的组合,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这类墓已占总墓葬数的近一半,而到了战国中期,这类墓葬又开始减少,这既与战国开始青铜器的整体衰落有关,也与秦原有***在军工***兴起中衰落有关,说到底,这其实是旧制度在新制度壮起中的衰落的反映。有的学者认为这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和用鼎制度有关,[27]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出于经济的,甚***是思想上的原因,[28]笔者根据这一起一落与当时内外的背景,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对的地方,并且认为这其实地方官员甚***是一些地主的墓葬,战国时期列鼎制度已经被***殆尽,从中期开始秦国的这种制度也开始被***,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地方官员与一些地主也开始尝试以仿造的青铜礼器作为随葬品,这完全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小满足或者是地位与财力上的上的炫耀,一旦这种新鲜感消失,这种风朝便也消退,而变成了另一种正常的随葬模式。

    秦文化的转型

    这一阶段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武帝时期,秦文化经历了短暂的顶峰与永远的低谷,可看做转型阶段。

    除了一些核心外,秦文化在统一六国过程中继续吸取六国文化,主要是三晋文化的因素,例如,随葬器物中,已不见原来非常明器化的秦氏青铜礼器,代之以东方列国式,而仿铜陶礼器则与三晋地区的形制完全相同。

    虽然秦朝只有短短的15年,但是其文化却是经历数百年的积累的结晶,这使得这一阶段的遗址相比前几个阶段整体无论是发现数量上还是保存质量上都比前几个阶段要多得多,特别是秦兵马俑,云梦秦简和雍城秦公陵园三大发现成为秦文化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为一些空白领域的研究***了便利,特别是一些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研究。

    每一项伟大遗址的发现都会促成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殷墟的发现诞生了甲骨学,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诞生了敦煌学,而秦兵马俑的发现则诞生了秦俑学。一号兵马俑共出土陶俑6000余件,按兵种可分为车兵与步兵俑两大类,而车兵又包括军史,御手和车右,步兵俑分为***步兵俑和位于战车后的徙兵俑。而纵观秦俑的衣着装束与艺术风格,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1:当时士兵们的服装上衣长度仅及膝盖,下身多穿短裤,腿扎行縢或缚护腿,足蹬薄底浅履,全身的服装比较轻便,适合于长途跋涉与战斗;2秦人中一般战士与官员的***和服色上没有区别,仅在于铠甲的不同与是否戴冠。秦人的发髻,发辫多样,梳法考究,发髻基本上多位于头顶的右侧,说明秦人尚右;3秦人的上衣,履,行縢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造型,而褶服和饰有带钩的络带则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反映了秦文化兼并包容的特点;4秦俑***的特色便是“真”,这种写实实际上是是奴隶制殉人制度的演变。

    气势宏伟的兵马俑为考古学家们再现了秦国扫荡***的雄狮***的“强nǔ在前,锬戈在后”的布阵方式,军人的衣着装束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塑艺术,而出土的兵器则为我们***了那时的***形制,组合,冶炼技术以及诸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了信息载体,王学理指出,秦俑兵器形制并非偶然,而是长期战争实践中优胜劣汰所决定的,通过对出土铜剑,矛,戈,nǔ机等的化学分析,不仅采取了防锈措施,不同用途的兵器具有不同的合金比例,显然这是历代工匠经过实践摸索总结出的经验, 84件铜簇***差值为0.55毫米,最小差值为0.02毫米,[29]这些无不反映了秦国高超的加工技术。

    如果说秦兵马俑是对秦军事的完整再现,那么云梦睡地虎秦墓所出简牍则是对秦法律的***反映,睡地虎共出土竹简1150多枚,清理时竹简放置有序,考古工作则将其分为以下八组,单位为厘米。[30]

    云梦秦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刑法,民法,诉讼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各个方面,且每个方面又十分充实,对于刑罚,刘海年认为根据可分为12种:死、肉刑、徒、笞、髡刑、耐刑、迁刑、赀刑、赎刑、废刑、谇刑等。[31]每种刑罚又分为不同的等级,各种刑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以上结合使用。虽然其实际上则是对封建阶级财产与地位的维护,但作为国家的***网络,仍然体现着秦文化的气质。

    秦都咸阳一号建筑出土的壁画残块与三号建筑南部的夹道式画廊建筑为秦国的绘画艺术***了宝贵的资料,这些宫廷壁画可以分为装饰性的图案与景物两类,从整幅画面来看,其风格仍然是一改过去与现实生活分离或是神秘诡异的形式化作风,代之以活生生的生活题材,简洁纯真生动的现实***原则是秦绘画的根本,而这又无不体现着秦人作为新一代***阶级重视现实的世界观。

    秦国灭亡后,其文化有的被吸收,如帝陵形制,随葬的陶俑,建筑用圆形云纹瓦当与制法,半两钱等,而有的则被立即废弃,如墓葬的形制,无论如何,秦文化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融入了汉文化,成为两千年中华封建文化的源头。

    纵观秦文化,其***的特点便是从战国后期开始形成的开放型与包容性,也正是因此,秦国才在逐渐学习中具备了统一六国的综合实力。这既是有偶然性,也是历史的必然。



    [1]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科学出版社,1999年。

    [2]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

    [3]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年。

    [4]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5]徐卫民,雍际春:《早期秦文化研究综述》,《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

    [6]宋镇豪:《嬴秦始源问题及秦人早期发展史研究的回顾》,《嬴秦文化研究》2011年第2期。

    [7]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①

    [8]宋继荣:《嬴汶河文化积淀印证着伯益封地》,《嬴文化研究》创刊号。

    [9]史党社:《秦人历史新探》,《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

    [10]甘肃省文化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

    [11]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探索》,《考古》1996年6期。

    [12]戴春阳:《秦墓屈肢葬管窥》,《考古》1991年8期。

    [13]刘光华,《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年。

    [1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任家嘴春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3期。

    [16]张天恩:《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17]早期秦文化考古队:《甘肃西汉水上游流域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2006年2期。

    [18]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7期。

    [19]杜斗城,段小强:《考古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早期秦文化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11期。

    [21]陈平:《试论宝鸡益门二号墓短剑及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5年4期。

    [22]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谭家村春秋及唐代墓》,《考古》,1991年5期。

    [23]滕铭予:《论秦釜》,《考古》,1995年8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三秦出版社,1998年。

    [25]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2期。

    [26]滕铭予:《秦雍城都新城形态与规划》,《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4月2期。

    [27]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篇》,《先秦两汉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28]林澐;《周代用鼎制度商榷》,《林澐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

    [30]云梦睡地虎秦墓编写组:《云梦睡地虎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31]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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